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和巩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前。群众游行的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之前，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机构负责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许多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专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团结建国的精神和政权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开展工作，将全国人民迅速地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作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工作。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李四光、华罗庚、老舍等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国一经成立，就迎来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与苏联及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同时，在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下，积极改善、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使中国对外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51年，新中国同印度等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及瑞典等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截至1950年10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实现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60余万人，使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绝。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临时的过渡性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运转，使建国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随着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到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进入城市后党的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新解放区工矿企业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恢复生产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党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恢复生产而奋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功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进城之初，非法买卖银元、外币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上海、武汉、广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随后，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保证了市场供应，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党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还决定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这些措施收到明显效果，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它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国家财经状况的初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八个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与我进行停战谈判。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来，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

    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严重失败，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约有35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决定分别不同情况，用更长的时间，采取适合各少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措施来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在西藏地区，中央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的同时，应广大农奴和进步上层人士的要求，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

    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恢复，与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是分不开的。城乡交流的活跃，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

    在对外贸易方面，针对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操纵英、法、日等36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对策，西方国家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家进口。同时积极争取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区的转口贸易，作为反禁运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西方禁运最猖獗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逐渐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1951年3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并做到有职有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区47个，除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着手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级自治区。经过三年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以规定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强；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地改革后党注意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